在中國歷史上，文人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社會階層。在“文人”一詞中，“文”是對人的規(guī)定，但何為“文”？
        “文”在《說文》中，被釋為“錯畫也”，指交叉的圖案。它源于人類最初的造字行為：“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睋?jù)此可知，文在最初的意義上是指圣人依自然天象而作的象與形。
       天道于是以屬人的方式顯現(xiàn)出來，并以形與聲相統(tǒng)一的文字方式讓人們交流與傳播。雖然倉頡造字可能源于傳說，但不可否認，文字的誕生使人類脫離蠻荒進入文明，創(chuàng)造文字就是認知世界、開辟思想的開始。在這個意義上，文就是道的載體，文字就是對道的言說。

       那么，何為道？“道”在《周易·系辭》被解釋為：“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里“形”作為可見之物，成為了區(qū)分道與器的邊界。其中，道是不可見之真理，而器作為可見之物，可廣義地理解為事與物。

       物是指一切存在的物質(zhì)，事是人與世界打交道的發(fā)生。那么，什么是形？

      《周易·系辭》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這里，天所成的象，是天道的自然顯現(xiàn)，屬于自然天道；而地作為人的生活之所，所成之形顯現(xiàn)于人生活世界，屬于人為之道。天與地在區(qū)分象與形的同時，也構(gòu)成了（天）道與（人）器的區(qū)分。
       古人以形上和形下，來區(qū)分道與器，這無非表明：
       其一，道不是可見的器物，它的不可見使它無法被具體描述而始終保持于無名之中。于是，對于器的形之具象而言，道是無名的、無象的；
       其二，道雖然是無象的，但它可以被圣人所感知，圣人“設(shè)卦觀象”就是對道的仿效，這說明道不是虛假的而是存在的；
       其三，形上與形下之分讓道與器所構(gòu)成的不是一個方位關(guān)系，而是一個等級序列。在這個序列中，道高于器、超越器并規(guī)定器；
       其四，道雖然超越器并規(guī)定器，但道的顯現(xiàn)離不開器，它必須在器中呈現(xiàn)自身。圣人觀象以制器的目的，正是為了在器中顯道，這即是道之用。
       由此可見，器與道的不同，并不意味著兩者的毫無干涉。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器，人與道才發(fā)生了關(guān)聯(lián)。 
       如果說“依類象形謂之文”的話，那么器，也可視為廣義“文”范疇中的一種，制器就是圣人對道的模擬，是道在人身上的實現(xiàn)?？梢哉f，器與文字一起，成為了人之“文”最初的表現(xiàn)形態(tài)。

       “文”與“道”的天然關(guān)系，讓“文”在古人的文本中被頻繁地言說?！拔摹弊衷凇吨芤住分谐霈F(xiàn)多達 97 次，且多作為形（象）之意使用，如“天文”和“人文”。

                          

       當在人文的意義上使用時，“文”又派生出了“文德”“文明”“禮（之）文”“文治”“辭文”“文飾”等不同層次的形態(tài)。這種傾向在孔子思想中被突顯出來。
       孔子繼承周禮，一方面，他認為人要按照禮制即禮儀、禮節(jié)、禮文的規(guī)定去活動；另一方面，他也強調(diào)這種禮制，要以仁愛之道為基礎(chǔ)去完成才是正確的，即禮是仁的外化所顯現(xiàn)的言與行。只有當外在之文和內(nèi)在之仁相結(jié)合時，才能成就所謂“文質(zhì)彬彬”的君子人格。

       而禮作為君子的言行規(guī)范，包括了六藝在內(nèi)的身心訓練和技能訓練，這即是廣義的“文”。

                                     

       孔子以禮樂治國，其實質(zhì)是以文治國。在這樣的意義上，“文”不僅是君子人格的基本特質(zhì)，而且也是家國最根本的存在方式。
      在孔子禮樂思想的輻射下，“文”的地位逐漸趨向極致，以致于一切與“文”和“文字”相關(guān)的事情如詩歌、文賦、書法等都被人們所推崇：

       曹丕將文章視為“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毛詩序》也提出詩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并“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蔡邕更直接將書法視為是“肇乎自然”的陰陽之術(shù)。所有這些與文相關(guān)的術(shù)，都因擁有了“文”的載體而備受重視。 

       不過，隨著“文”逐漸演變?yōu)楦鞣N具體的文藝門類，尤其是詩詞文章時，文人之“文”與圣人之“文”也隨之發(fā)生了偏差和轉(zhuǎn)移。
       首先，圣人所作的文字只在于達意，借助技巧但極其簡略，甚至可視為抽象的圖形符號；而文人之文在發(fā)展中出現(xiàn)了音韻、修辭等手段，它作為文辭的修飾而成為文學、文藝。
       當“文”作為文章詩詞，成為一種藝術(shù)技巧時，文就不僅要傳達道，還要有文采美感，以讓人樂于去讀。這使得文在道之外還有對人之審美欲望的滿足，這附加了對技的要求；然后，圣人之文是圣人依天象所作，其文就是道的顯現(xiàn)，文與道相合一。
       相較之下，文人之文，由于增加了人的技與欲，導(dǎo)致了文與道具有了相分離的可能。
       對此，宋明理學強調(diào)文與道的關(guān)系是“文以載道”（周敦頤），而不能“作文害道”（程頤）。而朱熹將文與道視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fā)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br />        可見，文與道合一的前提是文恪守于道，并遵循道的指引，道成為了文最根本的規(gu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