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1889.12.29-1962.5.19)，字月涵，祖籍江蘇武進，祖先于明成祖時由江南遷居北京，后于天津落籍，為梅曾臣長子。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1914年，由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學成歸國。歷任清華學校教員、物理系教授、教務長等職，1931-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1955年，在臺灣新竹創(chuàng)建清華大學并任校長。

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期間，奠定了清華的校格，為清華大學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期間，對師資人才進行嚴格遴選和延聘，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制度。 他與葉企孫、潘光旦、陳寅恪一起被列為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

1889年(光緒十五年)12月29日，梅貽琦生于天津。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其父中過秀才，后淪為鹽店職員，甚而失業(yè)，家境亦每況愈下。

1904年(光緒三十年)，南開中學第一期學生。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入保定高等學堂。

1909年(宣統(tǒng)元年)6月，梅貽琦報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績被錄取，成為首批赴美留學生47人中的一名。

1910年(宣統(tǒng)二年)，進入美國武斯特工學院(WorcesterPolytechnicInstitute)，習電機工程。

1914年(民國三年)，畢業(yè)于吳士脫理工學院電機系，獲電機工程學士學位，并入選SigmaXi榮譽會員。

1915年(民國四年)，春季，留學歸國。同年秋季，擔任清華學堂物理教師。后任教務長，暫代校務，清華大學留美學生監(jiān)督處監(jiān)督等職。

1931年(民國二十年)10月，出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到職后多次闡述"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等辦學至理，并積極延聘國內國際著名學者來校執(zhí)教。

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zhàn)爭時，清華與北大、南開三校合并為西南聯(lián)合大學，任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翌年任西南聯(lián)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1]

1943年(民國三十二年)，在由他擬綱，潘光旦代筆的《工業(yè)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中，梅貽琦表示，真正工業(yè)的組織人才，對于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了解。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籌備復校，繼續(xù)擔任校長，直到1948年12月清華園解放前夕。

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12月，北平即將解放。梅貽琦搭乘國民黨的飛機南下。國民黨政府再三邀請梅貽琦入閣，梅貽琦維持了一貫的中間立場，他對新聞記者談話說:"不出來對南方朋友過意不去，來了就做官，對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終婉謝，他依然屬意教育。

1949年，前往巴黎參加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會議，任代表團首席代表。會后赴美。

1950年任華美協(xié)進社常務董事，翌年組織清華大學在美文化事業(yè)顧問委員會。

1953年任臺灣當局教育部門在美文化事業(yè)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5年，梅貽琦由美國飛臺灣，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就是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曾在這里就讀，梅貽琦因為一手奠定了臺灣的清華基礎，被稱之為"兩岸清華校長"。

1958年7月，任臺灣當局"教育部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嗣兼任"國家長期發(fā)展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興建核科學館、放射性同位素實驗室。

1959年，兼任臺灣當局"國家長期發(fā)展科學委員會"聯(lián)席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臺大醫(yī)院療養(yǎng)。

1961年2月，奉準辭臺灣當局"教育部部長"，仍兼"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1962年2月，當選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5月?lián)?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5月19日，上午10時50分病逝于臺大醫(yī)院。

1948年底，傅作義將軍息兵，共產黨軍政人員開始駐入北平。梅貽琦和當時許多大知識分子一樣，面臨著走還是留的選擇。關于這一點，許多人的記憶并不相同。據(jù)梅的學生袁隨善回憶，大概是在1955年，梅貽琦和夫人韓詠華路過香港，主動地跟他說起當時離開的情形:"1948年底國民黨給我一個極短的通知，什么都來不及就被架上飛機，飛到南京。當時我舍不得也不想離開清華，我想就是共產黨來，對我也不會有什么，不料這一晃就是幾年，心中總是念念不忘清華。"梅貽琦的選擇，是基于他對共產黨的一種判斷，梅雖然沒有做過不利于共產黨的事情，甚至可以說，他為了保護學校而保護過共產黨員的學生，從而使學校正常的教學不致受到影響。他不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認同中國共產黨。與諸多當時離開大陸的知識分子相比，梅貽琦的選擇更具有代表性，因為他不存在所謂的人身安全的問題，周恩來和吳晗都曾經(jīng)表示希望梅貽琦留下來，這也代表了當時共產黨的態(tài)度。但是梅貽琦還是遵從了自己的判斷，聯(lián)想到儲安平"自由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產黨統(tǒng)治下是可有可無"的話，我們可以說梅的判斷和選擇代表了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于時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調整開始了，昔日的西南聯(lián)大中的南開由私立改為國立，并且大力擴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還接受了當時頗負盛名的燕京大學，獨獨清華在這次院系調整中元氣大傷，僅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貽琦在清華建立起來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蕩然無存。